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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玉是中国第一代留法的杰出美术家，优雅、自由的绘画风格，在同代艺术家中显得十分突出，作品曾多次入选法国重要沙龙展，被视为"巴黎画派"的成员之一。 1932年时，常玉的名字还曾被刊载于巴黎艺术出版社所发行的《1910－1930当代艺术家生平辞典》第三卷。在种族偏见仍深的年代，中国人的名字首度登录国际性的美术家生平辞典，绝非侥幸可获致。

早年多位留法的艺术家提起常玉，直言他当年已有大师级的名气，只是放荡不羁的性格，拒绝为五斗米折腰，晚年穷困客死异乡。曾在巴黎与常玉有一面之雅的老画家吴冠中，赞扬常玉是真正的艺术家，认为其艺术远在潘玉良、徐悲鸿等人之上，他曾说道："常玉的画相当不错，有格调，有性格，我觉得中国人画油画到西方去的，常玉是第一个。"在他的观察，常玉的油画近乎写意，但形与色的构成仍基于西方现代造型观念。

在第一代中国油画家行列里，常玉无疑是非常突出的一位，具有超越时空的美学魅力。至今，他仍是许多艺术收藏者的最爱。尽管今日常玉留世的作品以油画、水彩、素描、版画等西方创作形式为主，但他的的美学内涵与中国文化其实深不可分。出生于四川南充的他，受父亲常书舫启蒙，跟随父亲习画，十二岁即展露艺术的才华。常书舫以狮、马等动物绘画闻名南充，潜移默化了常玉。在常玉从早期到晚期的作品中，经常以风景画中的马为创作主题，颇有几分向父亲致敬之意。传统艺术的因子，一直藏在飘浪性格艺术家常玉的创作血液之中，不论是线条、笔法、构成空间、色彩运用，还有绘画中透露的禅意与神韵，虽然身在欧洲，但笔下的灵魂，满溢着中华文化的影响。

少年常玉在父亲的安排下，曾跟随四川名书法家赵熙（1877-1938）习字。赵熙的诗书画名闻遐迩，墨迹存于四川名胜古迹间。在其优雅的艺术涵养与尚美的情操熏陶下，常玉颇受感召，得到父兄的许可与鼓励之下，走上艺术之路。他转赴上海生活，接收了广告月份牌和宣传海报图式的民间艺术的视觉刺激，当时盛行的海上画派、金石画派等花卉的表现技法，传承自石涛、八大山人等艺术古风，对后来常玉的绘画思维起了一定的影响，奠定艺术养分之基础。1918至1919年间，常玉到东京探望二哥，停留一年余，期间传有其书法作品刊载于日本艺术杂志，足见当时常玉已有中国书艺之相当基础。虽然后来存世的常玉书艺创作不多，但写得一手好字的常玉，在巴黎时初期以毛笔速写裸女，功力一流，经常一气呵成，不需太多思索，往往引起其他画家的赞叹。后来他也透过油画，也把书法的功力展现于人体、动物、静物、花卉姿态等线条上。

就创作的主题来看，常玉多选择女体、花卉、静物、动物及少数的风景，并乐此不疲。其中"花卉"题材在常玉一生创作中占有极大的比重，多以描写中国传统书画中常见的梅、竹、荷、菊，其中尤其偏爱画菊。菊花，经常出现在他的花卉画里，隐藏着浓浓的乡愁记忆。菊是花中隐士，也是诗人的象征。陶渊明的"采菊东篱下"的优雅，想必在常玉心里有深刻的了解。他的生命价值观与美学思考，透过花卉画的描写抒发，彷佛也想藉由花的姿态暗寓自己漂泊异乡的身躯。吴冠中曾写道："常玉画了那么多盆景，盆景里开出绮丽的繁花，生意盎然；盆景里芶延着凋零的残枝，凄凄切切，却锋芒毕露。由于剪裁形式构成的完整饱满，浓密丰厚的枝叶花朵往往种植于显然不成比例的极小花盆里，有人慨叹那是由于失去大地，只依靠一点点土壤成活的悲哀。这敏锐的感触，这意味深长的慨叹缘于同命运的相怜吧！我觉得常玉自己就是盆景，巴黎花圃里的东方盆景。"（节录自吴冠中〈说常玉〉一文）美学家蒋勋也从常玉的花卉画里读出"此生如花"的联想，花卉的姿态也反映出艺术家的自我人生。

各时期的花卉创作各具特色，1930年代前后的花卉画多以粉色作画，形式简洁，花卉多半是剪枝，插在素瓶或花篮里，姿态纤巧造型可爱，经济上因有外来资助，材质以画布为多；1940年代经历过二次大战，物资缺乏，此时无法购买画布或昂贵颜料，改在纤维板上反复作画，花枝或瓶身常以粗线条勾勒，色彩组成简单，构图带有写意的拙趣。晚期接近1960年代时，转以斑斓的色彩装饰，描绘华丽却又远离真实的瓶花盆景，带给人一种绝美的感受。

常玉的后期花卉画很少标明年代，依照风格判断，《黄底红桌上的瓶菊》的创作时期，约莫完成于1940-50年代。这幅创作符合法国评论作家皮耶．儒芙瓦（Pierre Joffroy）的观察："他不依常理而又不落俗套的创作手法，毫不含糊地把东西方之优点融合于他的画作中。常玉只运用三种色调架构的画面，常玉以这样一个词去概括，那就是简单主义。"常玉毕生奉行"简单主义"，他以食物的烹调比喻自己的绘画，有别于欧洲绘画的烧烤、煎炸及肉类的丰盛口味，比较接近蔬菜、水果及色拉，他自认为其艺术有助于人们改变欣赏艺术的品味。

在《黄底红桌上的瓶菊》创作中仅出现黄、黑、红三色：以大片明亮的金黄色为主调，黑色花朵枝叶表现简朴的力度，近景低水平处，艳红色的桌面为平面构成暗示出空间，低视觉感巧妙地使得画面产生平稳与变化的效果。金黄与艳红为中国民间喜庆常见的色彩，象征吉祥富贵，在民间工艺艺术有广泛的运用。然而，常玉巧妙地运用这些色彩，却一点也不流于俗气，反而显得高贵雅致，若非天赋无法达成。而花叶的墨黑，不正是中国正统书画里的用色？它是中国画家最擅长的色彩，但常玉不是以传统的晕染，而是平涂描绘菊的花瓣，造型类似中国剪纸的图案，颇有童心童趣。

对象物瓶菊，一如常玉其他的作品布局于画面中央，枝叶扶疏单色勾勒，瓶身与背景的用色接近，形成辽阔感。构图采水平式，在艺术家的创作里并不多见，多数都是直立式的构图居多，台北的国立历史博物馆的藏品中二、三件名为《插瓶菊花》作品有类似的构图。较为特殊之处，《黄底红桌上的瓶菊》在布局花的姿态时，采用了中国传统画论的"鹿角枝"，这种画法可以在其他的直立式构图中也可看到，"鹿角枝"描写向上生长的树枝。常玉有时喜欢藉由精心安排瓶花、盆景的花卉姿态，使画面产生独特的力度。常玉以率性自我的性格，结合民族艺术特有的美学，在欧洲美术界挥洒出一片天地，六十五岁的短暂人生中，留存的油画创作估计不到三百幅，他所遗留的瑰宝，相信百年后仍旧发光璀璨。